节度使为何成为唐帝国的乱源？在于帝国的扩张和制度的破坏_军事_边防_权力

唐初的府兵制起源于北魏，并与均田制紧密结合。府兵制度中的士兵平日务农，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，并轮流到京城担任宿卫。若国家爆发战争，府兵需应征参战，且需自备武器、装备和粮草。战争结束后，兵员归散，返回家乡继续从事农业生产。这种军事体制帮助唐朝在初期保持了强大的防卫力量。

当时全国设有600多个折冲府，主要分布在京城附近，关内的府兵数量尤为庞大，约占全国兵府的80%。这些折冲府的军队归中央的十二卫和东宫六率管理，形成了“重首轻足”、“居重驭轻”的格局。这一布局有效避免了武将权力过大，且有助于朝廷掌控四方。

唐初，由于隋末战乱，很多荒田得以重新分配，均田制保障了府兵的土地供给，稳定了士兵的经济基础。府兵在装备、粮草和武器上的自备制度，并未削弱其战斗意志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受到了尊重。这一时期，府兵制的运行较为顺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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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随着高宗统治的推移，贵族和官僚开始大量获取土地，土地兼并现象愈加严重，均田制逐渐难以实施。大量贫困农民涌现，逃户增多，甚至形成了大量佃户。当农民破产，丧失土地后，他们无法再维持府兵所需的装备和粮草。这导致府兵的数量逐渐减少，折冲府的兵员也开始出现空缺，战时常常“无兵可交”，甚至兵器、马匹、粮草等物资都难以提供。

此外，唐太宗晚期，边防战争愈加频繁，军事需求增加，府兵的“平时耕种，战时出征”的模式遭遇了重大挑战。由于府兵属于世兵，战争期间人员损失严重，补充困难。因此，从唐中期开始，募兵制逐渐取代了府兵制。高宗时期，唐朝开始实行募兵，武则天则采用了募兵、发奴、团练等手段补充兵员。

进入唐玄宗时期，边境的战争愈加激烈，尤其是与契丹、突厥、吐蕃、南诏的频繁冲突，导致大量兵员伤亡。天宝八年(749年)，折冲府宣布“无兵可交”，因此不得不停止兵员征调。最终，京师宿卫和地方戍边的军队逐渐由募兵取代，士兵职业化，武将专兵的格局逐渐形成。

唐代早期的军事指挥体制，以各级都督府为军事最高指挥机构，贞观十道的划分没有军事将领。玄宗即位后，面对不断威胁的外敌，亲自巡边，加强了边防的力量，并设立了多名边防大总管，力图巩固防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唐朝逐渐划定了更多的边防区域，并为其配备了专职将领和兵力。

特别是在贞观十四年(640年)，唐朝设立了安西、北庭等多个都护府，负责管理边疆重要地区。每个都护府不仅具备军事指挥权，还往往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。此后，节度使的职权逐渐扩展，不仅负责军事，还承担起行政和财政管理，集军事、政治、经济大权于一身。

唐玄宗时，节度使的权力进一步扩大，边防将帅的职权逐渐脱离中央的控制。节度使制的实施，使得地方军逐渐变成了由地方势力掌控的私人军队，军队的数量和权力甚至超过了中央的直接控制。此时，中央与地方的军事力量分裂，边防将领的权力逐渐增长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方军事力量。

这种军事局面，在唐朝的盛期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也埋下了政治分裂的隐患。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定，节度使的权力不断膨胀，尤其是在唐玄宗时期，由于边疆战事不断，边防将领的职务常常持续多年，这导致了“久任”和“遥领”现象。唐玄宗频繁任用有影响力的边将，并允许他们长期任职，甚至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，这使得一些边防将领逐渐超越了原本的职责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。

随着“安史之乱”的爆发，节度使权力的膨胀导致了唐朝朝廷对军队的控制逐渐丧失，最终加剧了地方割据的局面。节度使开始自行称王，进行兼并，最终导致了唐朝的分裂和衰亡，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局面。

从唐朝的军事失败来看，根本原因在于节度使制度的过度扩张和府兵制的破坏，导致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逐渐丧失。而且，宦官干政的情况愈加严重，军中常有宦官监军，这使得军队的指挥和统帅失去了统一，削弱了战斗力。

这种历史经验提醒我们，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必须保持对地方军队的有效控制，才能避免割据和内乱的发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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